（文/霍东阳 编辑/张广凯）
2026年初春，一个虚构的短剧角色意外引爆了一个真实品牌。
博主周小闹在《饭店寒假工》系列短剧中，让笔下的“紫薯精”反复念叨一句台词：如果全世界都指责你，我就带你去吃刘文祥。
流量来得猝不及防。这句没有任何商业合作的台词，凭借对打工人的情感共鸣，引发全网二创和玩梗热潮，短短数日，抖音平台上刘文祥麻辣烫和紫薯精相关话题播放量分别突破8.8亿次和28.8亿次。
“紫薯精”同款也迅速引发了网友们的追捧。有媒体报道称，武汉某门店每日上午十点开门即积压百单外卖，日营收飙升至1.7万元；深圳宝安店因积压60单被迫暂停接单；观察者发现上海定西路的刘文祥麻辣烫也出现在上午11点附近关闭外卖平台的情况。
多地门店连麻辣拌配料都断货，一时无货可供。
3月2日，刘文祥官方宣布即日起暂停接收新的加盟咨询，以保障运营服务品质与市场良性发展。
不过两周左右，刘文祥在315因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彻底“塌房”。
3月14日，“刘文祥鸭肉当猪牛肉卖”的相关话题冲上热搜。有媒体调查后发现，多家刘文祥门店存在食材以次充好、标注混乱等问题。多地刘文祥门店中标注为牛肉、猪肉的食材，实际原料为鸭肉。同时，刘文祥麻辣烫的食品安全问题在社交媒体上屡见不鲜。
不过，刘文祥的故事，不是孤例，而是整个麻辣烫行业的一个切面。这个市场规模超过1500亿元、全国门店近15万家的赛道，长期徘徊在人人爱吃、人人提心吊胆的矛盾处境中。要理解这个处境从何而来，需要先回到这碗“烫”的起点。
从纤夫的瓦罐到全国的街头
麻辣烫的起源，嵌在四川盆地特有的地理与劳动史里。
乐山市牛华镇被中国食品工业协会认定为中国麻辣烫发源地。据当地史志记载，牛华镇因井盐开采，大量盐工将牛杂串起置于卤水锅中烫食，形成串烫雏形。
在从宜宾到巫山的川江沿岸，长年拉纤的船工和码头苦力，就地垒石为灶，架瓦罐于江边，扯几把野菜，投入海椒与花椒，涮烫果腹，既驱寒又祛湿。这是麻辣烫最早的雏形：一种彻底属于体力劳动者的饮食方式，廉价、便携、直接。
后来，码头小贩将这套吃法改造成可挑担走街串巷的移动摊位，麻辣烫开始从江边上岸，逐渐进入城市。
真正将麻辣烫带向全国，是八九十年代之交的那波城市化浪潮。
1997年前后，下岗潮席卷东北，失去铁饭碗的工人被迫走上街头，四处寻觅能快速上手的小生意。从四川传来的麻辣烫无需专业厨艺，掌握汤底配方就可开张，投入小、翻台快成为东北“特产”。
麻辣烫在东北火起来之后，东北人对原版进行了一次关键性的口味改造：以骨汤替代重油汤底，以浓厚芝麻酱调味，大幅降低辣度，使之更贴近全国消费者的接受阈值。
有东北人向观察者网表示，在东北一般有三种类型的麻辣烫：骨汤麻辣烫（大多以自选的形式）、老式麻辣烫（通常被形容有一股中药味）和黏糊麻辣烫（经常会有特色的面条）。
2003年，哈尔滨宾县人杨国福在当地开出第一家杨记麻辣烫，四年内在全省拥有500余家门店。其亲戚张亮随后跟进（张亮曾向《财经》澄清，杨国福是其“姑家的表姐夫”），在调料中进一步强化麻酱特色。
两人此后数十年的相爱相杀，构成了麻辣烫行业最持久的商业叙事。到2024年，行业市场规模达到1488亿元，全国门店约15万家。
刘文祥则代表了另一条路径。
2005年，黑龙江佳木斯桦南县人刘文祥在本地开出满街香大碗麻辣烫，死守东北“黏糊”风格，骨汤打底，浓稠芝麻酱大量浇入，搭配能吸汁挂浆的牛筋面和黄玉米面，人均消费控制在20元以内。
这套打法最初只在东北流传，直至2023年黏糊麻辣烫在社交媒体上异军突起，刘文祥被大量博主认定为正宗老式的代表，才开始迅速向南方扩张。据刘文祥官网，今年1月其门店数已突破2800家。
根据《窄门餐眼》数据，截至3月14日，刘文祥共有2455家门店在营，且仍在快速扩展，在今年2月，刘文祥首次进入四川巴中、江西鹰潭、甘肃平凉、江西萍乡、贵州黔东南、四川攀枝花。
刘文祥这次的爆火，在传播机制上有其独特之处。
它并非品牌主动策划的营销，而是一次完全自发的情感寄生。博主周小闹明确表示没有收取广告费，官方事后虽然接触洽谈，但周小闹拒绝了合作，理由是不想让视频变味儿，也不想让刘文祥变味儿。
但流量的到来，几乎同步暴露了品牌的全部短板。
刘文祥采用的是一套相当宽松的加盟模式：汤底和几款特色面条由总部统一配送，其余食材由加盟商自行采买。
这在规模扩张阶段降低了门槛，却在食安管控上留下了巨大的真空地带。食材以次充好、操作规范缺失、卫生标准参差不齐，这些问题在平峰期或许还能掩盖，在爆单高压下则无处遁形。
更深层的问题是，刘文祥此次的遭遇并不特殊。但它将麻辣烫行业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，在一个极短的时间窗口内集中显影了出来。
为何麻辣烫天然是食安重灾区
有业内人士表示，麻辣烫的食安问题，从来不是个别门店的道德失范，而是整个品类的业态特性所决定的。
首先是食材结构的天然复杂性。
一家麻辣烫门店通常备有逾百个SKU，覆盖生鲜蔬菜、鲜肉类、豆制品、海产品、丸滑类等多个品类，分别来自不同的供应商，采购链条高度碎片化。
以杨国福为代表的头部品牌，确实在供应链建设上投入了不小的资源。
自建物流基地遍布全国主要省份，成都投资建厂实现底料标准化，耗资数亿元的中央工厂完成核心产品的统一生产配送。这套体系在汤底和核心调料的品质管控上确有成效，也是其能在全国数千家加盟门店中维持口味基本一致的基础。
但这套投入的覆盖边界，远比外界想象的要窄。
目前，能够真正纳入标准化管控的，仍主要是底料、汤底等加工型产品；而占麻辣烫SKU大头的生鲜类食材，依赖本地化采购的底层逻辑始终未变。
尽管杨国福一度被视为蜜雪冰城一样做供应链的麻辣烫头部公司，但就现实情况而言，麻辣烫行业供应链远不能与现制茶饮相较。
其次是现制现售模式放大了操作风险。
麻辣烫不像预包装食品可以通过出厂检验把控质量，它在高翻台率、高温环境下的每一个操作环节，都是潜在的隐患节点：食材长时间浸泡于汤锅中反复加热，蛋白质类食材极易滋生细菌；腌制、解冻、切配等前处理工序往往在后厨隐蔽空间完成，难以监控。
典型的明档暗灶，遇到翻台高峰期，操作规范让位于出餐效率几乎是行业常态。
再者是从业门槛低与人员流动高之间形成的恶性组合。
麻辣烫创业门槛之低，使得大量从业者未经系统的食品安全培训便直接上岗。员工高流动率则意味着即便短期建立起规范，也难以形成组织记忆。
特别是加盟体系，品牌总部的飞行检查机制，对于散布全国数千个点位的加盟门店而言，在实际执行层面往往力不从心。
更根本的约束来自经济逻辑本身。
麻辣烫的核心消费群体对价格高度敏感，客单价的天花板直接挤压了食材成本和操作规范的投入空间。
部分经营者为维持盈利，选择缩短食材保鲜周期、以次充好，或以劣质替代正规食材，形成低价-低质-食安风险的循环。即便总部建起了再完善的供应链基础设施，也无法强制每一个加盟商完全从官方渠道采购所有食材，只要价格套利的窗口存在，就会有人钻进去。
这也是行业监管面对的最顽固的结构性难题。
据红餐产业研究院发布的《麻辣烫发展报告2025》，截至去年1月，全国近15万家麻辣烫门店中，杨国福与张亮的合计市场占有率不足10%。
这组数字意味着，即便头部企业将自身的食安体系做到行业最高标准，他们所能覆盖和影响的，也只是整个市场中极小的一部分。其余超过70%的门店，仍以分散的个体或小规模加盟形态存在，处于食材追溯体系和规范操作标准几乎无法触达的状态。
行业第三名的刘文祥的情况则更为典型。
综合多个加盟信息平台及媒体统计，在暂停加盟前，开一家刘文祥门店的初始投资因城市级别、店铺面积与地段差异大致在10万至20万元之间（包含品牌授权费用、保证金、门店装修等）。
其宽松的加盟政策，是其能以较低成本迅速跻身行业前三的重要原因，但也恰恰是食安控制力最薄弱的根源所在。
市面上至少三个版本的品牌logo并行流传，外卖平台大量加盟店以个体户名义运营……这些症状共同指向同一个病灶：总部对门店的实际管控能力，远未与其品牌规模相匹配。
此次315的“塌房”事件，正是这种结构性隐患在流量冲击下的总爆发。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麻辣烫其实是中国城市化的一种缩影。
它诞生于街头，服务的是普通人的日常饮食需求；它价格亲民、选择丰富，也因此迅速成为最普及的小吃之一。
但正因为如此，它也长期游走在“规模化产业”和“街头生意”之间。当一个行业既拥有数十万家门店，又缺乏统一标准和成熟供应链时，监管难度自然会成倍增加。
刘文祥的爆火，让很多人重新注意到麻辣烫这个看似普通的品类。但如果只把目光停留在某一家网红小店上，可能会忽略更重要的事实——真正需要被重新审视的，从来不是某个老板，而是整个赛道的结构。
从这个角度看，麻辣烫的未来其实只有两条路：要么继续保持街头小吃的自由生长状态，同时承担不可避免的食品安全风险；要么像火锅、奶茶那样，通过品牌化和供应链升级，完成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行业升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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